Jeffrey A. Segal，Harold J. Spaeth，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Attitudinal Model Revisit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另外一个有趣的话题是，在明知Miller案没有提供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判决意见的情况下，为什么斯卡利亚和斯蒂文森仍然不厌其烦地将该案伪装成一个有约束力的先例？在政治学界，有大量文献讨论了为什么法官会像他们两人这样运用先例。

这两个例子都与制宪时的直接历史背景有关。同时，各州代表在否决把将军以下军官的委任留给各邦方案后，一致同意把委任军官的权力保留给各邦。

就其本身而论，既然Heller案的判决保护明显属于对第二修正案恰当解读的范围内的个人权利，那么我认为它就相当忠实于第二修正案。在第一修正案中，没有任何词语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的主体进行界定。但是，我认为相较于左右各派的观点，对于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而言，我们今日可以提出一种更好的理解方式。由于他的革命主张和其极具煽动性的演说，他被誉为美国革命之舌，他曾在第二届弗吉尼亚大会上发表演说，要求武装弗吉尼亚民兵，对英作战，也是在这次演说中，他的不自由，毋宁死的名句传诵开来，成为激励美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不朽口号。如果说美国独立开启了一个新时代，那么共和主义就是这个时代的标志：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代议制政府。

斯卡利亚说，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决，是因为法院受到如下原则的约束，即宪法的对象是众多普通选民，因此，它的含义应当按照用语的普通含义，而不是所谓的专业技术性含义来理解。〔[35]〕斯蒂文森在异议意见中举出大量携带武器（keep arms）在当时经常被用于关于民兵的文本中的论据来论证，即使是在第二修正案颁布时期，公民持有武器的权利就被限制在民兵中。但更为要紧的是，在明确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性质的前提下，探明其在国家建设与发展中承担的功能。

[44]有学者即是从这一思路对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的实践进行审视。在法律内部，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实质是法律的稳定性与变动性的关系。概言之，相比休克性的激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步子更稳。[45]强化报告制度的最优选择是中期报告与最终报告相结合。

[32]参见《国务院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6年第1期，第88页。虽然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不是法律修改，但二者紧密关联。

同时，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的内容正是改革所亟待面对的攻坚和涉深部分。但孟德斯鸠（Montesquieu）早已告诫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就不要对法律进行更改。[24]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这一模式成功地将违法改革转换为合法改革，既维护了法治的安定性，又留出了进行改革的空间。摘要: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因其合法性问题而引发不少研究者讨论。

显然，立法机关认为至少不能将授权地方立法作为一项基本制度规定下来。参见丁伟：《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法制保障的探索与实践》，《法学》2013年第11期，第111页。[12]其他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也存在相同或类似的表述。而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指导下的地方改革试验则是摸着石头过河的2.0版本。

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功能的发挥必须依仗相应报告制度的强化与完善。可见，延展有效期也是可能情形之一。

第一，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指导下的改革体现出较高的明确性。反过来看，也正是因为改革具有较高的系统性，才可能赋予地方如此明确的权力以进行大胆而具体的操作。

然而，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在新一轮改革活动中效果并不理想，甚至许多之前的改革成果成为了新一轮改革推进的障碍。注释: [1]因为本文将在多处提及修改前的《立法法》，为保证表达精确，本文将2015年修改后的《立法法》称为《立法法》（2015），而将之前的《立法法》称为《立法法》（2000），特此说明。因此对法律进行修改既要及时，又必须审慎。在这个意义上，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成为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引领和推进改革的方式之一。在发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功能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本身需要更加审慎与克制地运用这种授权，同时通过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全国人大监督等方式，避免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可能的变相扩张。[17]季卫东：《宪政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2-203页。

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针对的则是已经有相应法律规定的事项，这是其与授权立法的关键差别。[46]只有如此，《立法法》（2015）第13条所规定的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这一方式，才能合理有效地发挥功能。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过程中，考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一个过程，到2010年形成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之前，还有一些市场经济急需的规范，制定法律的条件尚不成熟，仍需国务院先制定行政法规，待条件成熟再上升为法律。[21]郑永年：《关键时刻：中国改革向何处去》，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14页。

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是试验立法这一思路演变出的一种新的制度。与以往的地方改革试验相比，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并不是赋予地方改革试验主体创设或修改某项法律的权力，而是赋予其适用被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后的法律的权力，这说明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归根到底是中央立法权。

在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地区，允许以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22]。同时，考察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的具体文本内容，我们也可以发现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与法律修改的紧密联系。例如，范进学明确质疑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一系列行为的合法性，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无权授权的[4]。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业已形成的背景下，立法活动中的法律修改成为法律变动的主要方式。

时任安徽宣城市房管局局长的孙令军拒绝记者的采访要求，并抛出一句话：现在还不好讲，讲了会添乱，弄不好前期的试点工作会前功尽弃，甚至会坐牢。虽然授权立法与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在授权主体、受权主体、运行逻辑等方面存在共通之处，但二者也有明显差异。

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双重背景下，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可在引领与保障改革，以试验立法的方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协调法治与改革关系等方面发挥重要功能。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三十三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对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的事项进行说明：国务院及其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整体指导和统筹协调、监督管理，按程序、分步骤审慎稳妥推进，及时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并就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情况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报告。

例如由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中第13条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6条有关外资企业设立的规定、第10条有关外资企业重要事项变更的规定形成了一种现实的竞争关系。[3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2页。

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以试验方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容和结构都产生了影响。[46]武增：《2015年立法法修改背景和主要内容解读》，《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卷第1辑，第211页。也正是因为如此，地方试验作为相对稳健又有效的方式，在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为国家建设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十一届人大法律修改数与法律制定数之比达到了2.42：1，是五届人大法律修改数与法律制定数之比（0.12：1）的20多倍。

[20]吴敬琏：《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顶层设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13页。但是也有研究者从法律修改的形式以及法律修改的效力等方面展开分析，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出的授权决定中的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不属于法律修改。

显然，与赋予地方改革试验主体宽泛的地方立法权的方式相比，这更便于中央从宏观上把控改革的整体方向与进度，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将改革朝既定目标推进。其实，反对将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视为法律修改的研究者们，同样观察到上述事实。

现行《立法法》第13条并未对报告制度作出规定，但在授权地方改革试点的决定中，一般都对被授权机关进行报告有着相应的要求。[18]地方试验的试错逻辑的确可以有效弥补知识的不完全性，通过反思和学习保证全局改革措施的合理性。